1949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永远都处在被撕裂的困局中：在身份上，其自身的“被团结”的定位，《维修工人的绝遇》决定了其处于一个带引号的群众范畴里面，《维修工人的绝遇》具有随时因为不可团结而被驱逐出群众定位的可能性。这种尖锐的审查目光一直延续到1978年，《维修工人的绝遇》好像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但是政治话语的引导性正说明了政治确定技术的先验性，这是无法改变事实，80年代末的结果正是某种想象的终结。同时也带来了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困局，即去政治化的表达带来了知识分子开始投身于改善物质生活的积极追求。造成的最终结果正如张维为所言，中国知识分子无暇关注那些与自身无关的事情，他们最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第二套房买在哪里。乃至于资本与知识分子高度捆绑的当下，我们已经不再有清晰地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而只拥有一批在“政治”和“资本”话语的双重异化中的失语症患者。